约翰·米尔斯海默:美国为什么要遏制中国崛起?_孔广锡过宫炮的博客_av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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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米尔斯海默:美国为什么要遏制中国崛起?

2017-11-03 军工圈

 

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台湾方面则译为那法若)系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学硕士、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保罗商学院教授,对亚洲经济、中国崛起等问题关注尤多。此前他出版近十部著作,诸如《衰颓的种子》、《漫长的冬天》、《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经常在BBC、CNN、CNBC等媒体露面,也常在《巴伦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他导演的丑化中国现实与制度的电影《致命中国》曾在美国50多场剧院放映。

由于怀抱对中国的偏见与敌意,在美中出现严重“战略互疑”导致“中国崛起试图改变国际秩序”论调甚嚣尘上的最近数年,纳瓦罗撰写了不少关于美中关系的论著,2015年3月他的《虎踞山林:中国军力崛起于世界意义何在》(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一书得以出版,该书全面细致地评析了可能发生的美中冲突并展望了数种两国关系可能的和平路径,但作者显然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该书认为,美国的欧洲盟友通过全球化的经济网络向中国出口了先进的武器系统,而同时美国却在削减防务预算,表明其对“重返亚洲”战略并不上心,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权势的衰落。书中采访了30多位顶级专家,重点表达了对中国军力崛起改变亚洲平衡的种种忧虑,包括反航母弹道导弹等。

本文即是由作者同国际关系著名学者、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对谈而成。面对所谓“中国威胁”,作者建议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和加强同盟关系,而非通过经济合作及传统的核威慑方式来确保安全,这显然是受到了米尔斯海默观点的影响。在美中两国内部难题都有待破解而利益摩擦却日益严峻的当下,“中国崛起”这一话题的敏感和热度显然在美国政学两界乃至民间大众的讨论氛围中与日俱增,米氏关于“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论述往往被视为“修昔底德陷阱”的深层逻辑根源,中国周边“安全竞赛”加剧仿佛都可以为这种“结构性冲突”作注解。此文亦可视为对米氏若干观点的集中介绍,故“经略”团队特发布这一对谈的全文翻译,并对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予以注释和集评,以飨读者并相关研究人员。

 

以下是正文:

作为本人关于中国军力崛起的著作《虎踞山林》及其同名纪录片的一部分,我采访了35名研究各类中国问题的顶尖学者。下述内容就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同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对谈节选,他是现实主义经典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译者注:为表述方便,下面简称其为《大国》)。

我的观点概而言之即,如果中国在未来三十年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像过去三十年那样的经济增长,那么它就会把财富转化为军事权势。正如美国主导西半球一样,中国也会试图在未来主导亚洲。当然这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个好的战略规划,但美国将竭尽所能牵制中国阻挠其实现这一意图,因而它在亚洲会促成一个包含美国与多数中国邻国的同盟以抵消之。这将会导致一场美中之间和美国同中国邻国之间的剧烈的安全竞赛。而安全竞赛往往是导致战争危险的经常因素。据这一观点推论,如果不遏制中国经济、降低其增速,那么这种必然性(安全竞赛导致战争)会越来越大(注:这也是米尔斯海默的一贯观点)。

毫无疑问,与中国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没有任何价值,而更有吸引力的战略抉择则是尽其所能降低中国经济增长。只要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它就不会将其财富转化为军事权力进而成为潜在的亚洲霸主。我的意思是,今天使中国令人恐惧的原因在于其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正在成为一个难以置信的富裕国家之事实。我们害怕中国成为一个巨型的香港,如果其人均GNP接近于香港,则其必然会成为一个军事强权(注:米氏在《大国》一书的第十章专门预测了21世纪的大国政治,其结论中有一段表述就是——“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放大的香港式的大国,它的潜力很可能是美国的4倍,这样在东北亚,中国对美国就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美国将难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相匹敌的竞争者”)。因而问题在于,你能阻止其成长为一个巨型香港吗?我的一大愿望是中国经济在未来自行减缓,我认为它符合美国和中国邻国的利益。邻国们愿意看到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以不同方式下滑。它的发生将使中国无法成为军事强权。 

对于中国迅速的军力建设背后可能的霸权意图,米尔斯海默教授有如下明确观点:

 我认为中国显然在走向复兴,中国人普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东海被日本控制的“尖阁列岛”或曰“钓鱼岛”应受到中国管辖;他们也认为中国将以与其目前不同的方式控制南中国海。当下中国人想做的是把美国的霸权力量推回本土,其第一步就是将美军驱离第一岛链,这将使中国对第一岛链与大陆之间的海域进行有效控制。进而如果他们把美军赶出第二岛链,他们就会控制西太平洋的绝大部分,即控制这些远离其海岸线的水域。

米尔斯海默关于美中冲突不可避免这一观点,深深扎根于其对华实行类似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的必要性的判断中,他指出: 

我认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最佳战略就是类似于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很多人为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实行“撤退”战略进行辩护,但在我看来如此选择显然愚蠢。美国不能单干,它与中国周边国家合作共同遏制其成为区域强权的做法才更有效。然而在我们遂行“遏制战略”的时候,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保证美中之间确实发生了严重的安全竞赛事实。有人就对我说:“老米,你主张遏制中国的论调,本质上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会导致美中的安全竞赛和战争危险。”确实如此,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无法承受中国基于可能的不良意图而持续壮大、主导亚洲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现在就遏制它,它确实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我认为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注:这种“悲剧”的内涵,即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权,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这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 

不管希拉里所谓“返回亚洲”是不是“新瓶装旧酒”,我们需要回顾下面一个片段:在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执行的对华战略是“接触”而非“遏制”,因为当时中国足够虚弱以至于遏制它并无意义。我相信克林顿政府确实认为,对华接触更为奏效而遏制它是一个坏主意。但现在到了中国已然成为经济大国的关键节点,它行将拥有东方av的军事能力、其民意也更加强大(注:米氏认为接触政策注定要失败,从内部看,无论中国实行民主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是成为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国家,都无碍于它的行为表现,因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一样在乎安全,况且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高手段;从外部看,中国不断增加权力,其邻国和美国都不会袖手旁观,很可能通过均势联盟加以遏制,其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简而言之,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中势必成为对手——参见米氏《大国》第一章“导论”)。所以你所看到的是我们的对华战略正在从接触转向遏制,这是“返回亚洲”的题中之义。尽管希拉里嫁给了克林顿,在1990年代也一直主张对华接触政策,但她现在是“返回亚洲”思想的倡导者,她完全清楚这一套完全围绕“遏制”一词展开。当然,由于我们身处美国,行将发生的事实是我们要用自由主义话语来掩盖现实主义行动。即便我们着手对华遏制工程以及中国已经认识到我们试图遏制它,我们都要竭尽所能不要提到类似“遏制”的字眼。出于我们的利益、面对我们的公众,我们应当以更加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谈论相关话题,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装我们的现实主义外交(注:米氏清晰地看到,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所以他们常在公开场合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外交政策,政治精英的言辞也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色和道德主义色彩,其学术界特别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对此他直接引用了同为现实主义电影的卡尔对讲英语的民族的评价——“这种伪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其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电影”。当美国出于权力考虑不得不采取与自由主义相冲突的行动方案时,由“圆滑医生”出面讲述与自由理想匹配的荒诞故事就成为了经常性选择。比如一战对德宣战,美国舆论开始把德国塑造为专制好战的形象,而为了在二战中与苏联合作,又在1941年前后展开大规模公关运动,把苏联描绘成最民主的国家,而斯大林也成为了“约瑟夫大叔”——参见米氏《大国》第一章“导论”)。

对于用经济接触来达成一个可行的对华和平战略,米尔斯海默视之为绝对反历史的思路:

尽管令很多人难以置信的是,陷入安全竞赛的国家仍然能保持经济上的贸易往来。但当你看到一战和二战前的欧洲,你会发现在英国和欧陆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相互依赖现象。所以我坚信,随着中国经济方面的崛起,中美之间以及中国同其周边之间的往来将会日益繁多。但我认为这些国家间的冲突不会消失。不要忘记,即使你拥有两次大战前那种高度密切的经济往来关系,你仍然陷入了战争之中。一战前,德国与其几乎所有的周边邻国都存在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德英、德法、德俄这些主要棋手之间尤为如此,但大战仍未避免。另外一个例子则是二战前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在两年之前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还是欧洲内部紧密的同盟。而实际上,1939年9月两国共同入侵了波兰并分而治之。纵然从1939年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经贸往来紧密,但并未阻止二战升级为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主要战争。据实而论,有各式各样的故事讲述了德国如何入侵苏联,也有很多故事描述了满载德国货物的列车驶入苏联,而来自苏联的原材料和货物也经由列车运往德国。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仍未避免两者陷入战争。

因而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在相互依存论者看来,经济合作协议能够阻止中美战争的爆发,但在米尔斯海默的(逻辑)世界里,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因为政治权力和民族主义的重要性通常能够压倒经济: 

我大致已经差不多说过一百次了,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但反对者通常以经济相互依赖为由加以驳斥,他们认为美中关系也好,中国与周边邻居关系也好,都与资本主义(发展取向)挂钩,每个人都在全球性的经济相互依赖中获益,没有人通过正常思维认为要发动战争,这意味着杀了能够下金蛋的鹅,所以经济相互依赖为和平造就了坚实基础(注:“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的逻辑链条在于“自由经济秩序—国家繁荣发展—满足现状—促进和平”,而相互厮杀则造成繁荣局面丧失,这等于是对财富的恩将仇报)。我认为这个思路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经济相互依赖可以维系向往和平所须的平衡,但在其他的政治重于经济的场合,它所谓和平基石的作用将大打折扣。持相互依存论者通常认为经济重于政治,难道就没有政治纷争足够尖锐以至于压倒经济考虑的情况吗?我在重申一遍,我承认他们举的很多例子是真实的,但在我看来东方av的事实说明政治考虑是如此有力和紧张,以至于压倒经济诉求。且容我枚举如下。

关于台湾。中国明确表示不管什么形式的“台独”都意味着战争,即便他们清醒的认识到这将会对北京带来多大的经济负面效应,都将为维护统一而战。为什么?在政治视野中,维护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何等重要,他们不能容忍台湾宣布独立。另外一个例子是中日钓鱼岛争端,可以想象它将以两国在东海的一堆石头上进行射击竞赛(武力冲突)而告终。如果冲突损害两国经济繁荣又将如何?它会导致各种负面的经济后果。但在中日双方看来,该岛是各自的神圣领土,冲突逐渐升级甚至导致战争并非不可想象,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压倒了经济。

美国对外政策中一项持续已久的研判是核武器的存在能够保证亚洲和平。对此米尔斯海默教授则根本不予置信。他列举道,核武器的存在反而向东方av的亚洲地缘关键节点的局部冲突敞开大门,比如朝鲜和钓鱼岛。

固然,拥有核武导致中美关系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大规模传统战争告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清楚核武会使一些局面不会发生,但我认为中美关系演变为有限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比如台湾、朝鲜、钓鱼岛以及南海诸岛。许多有限冲突都将存在,而我认为核武器并不能阻止其爆发。所以核武在中美关系层面只能阻止类似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类的全面战争,而对有限冲突无能为力。对于冷战期间各自拥有数千件核武器时的美苏关系,我也持此观点。饶是拥核自重,美苏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常规军力,甚至都动过在欧洲心脏地带大打一场常规战争的心思。由于欧洲部署了核武器,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大战,都难以想象。但尽管拥有强大的常规军力,各种突发事件都足以让我们在冷战中与苏联发生战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我们认为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会进一步入侵中东或波斯湾。于是我们迅速调集兵力,很大程度上其目的就是抵御苏联可能发生的军事蠢动(注:米氏对核武器与战争关系的集中看法是——A、倘若单一大国获得核优势,它将成为霸主,这无疑意味着再无大国对手与之进行安全竞争,常规力量对均势不再产生影响;B、倘若两个或东方av大国拥有确保自己生存的核报复能力,那么它们之间的安全竞争将会持续,地面力量仍然是军事力量的关键成分;C、毫无疑问,核武器的问世使国家在运用任何形式的军事力量攻击对手时,都更为小心谨慎——参见米氏《大国》第四章“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

对于中国和平崛起背后的儒家和平主义信条,米尔斯海默教授不以为然:

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国本是儒家和平文化,(其壮大)并不会给亚洲带来麻烦,这被我称之为儒家和平主义论调,它强调中国在历史上并未对其邻国进行过侵略,其孔孟之道的行为模式具有防御性色彩,根本不具备进攻性,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因为邻国受到外来者的侵略而被卷入战争。亦即,中国并不坏,坏人是那些挑起战争的敌人。这种观点很像“美国例外主义”,难道不是吗?美国就相信自己是天使而他国是魔鬼。我们倾向于以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观来看待一切。儒家和平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会告诉你这样的故事:中国是白道英雄,余者是黑道恶人。但事实却是:如果你翻开中国历史,其行为与欧洲列强、美国、日本并无二致。只要有此能力,他们就会采取进攻性对外措施,他们没有采取那是因为其军事能力不足以支撑其进攻意图。有论点认为中国并未根据现实主义政治逻辑行事,反而在历史上是被害人而非加害者。这种说法与历史矛盾,中国人也是正常人。(注:米氏并不熟稔中国历史和“封贡体系”的运行规律,与其在这方面观点类似的还有美国学者江忆恩。诚然中国在实践上同样表现出了文化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双重性,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行为表现出进攻性战略偏好。据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一书,尽管中国古代帝国也必须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其生存发展,但它较之西方帝国更加相信文化的力量,因而在精神气质上不是侵略性的。中国史上的帝国扩张主要来自防御性战争带来的额外成果,如汉唐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胜利拓展了国族边疆,而在后来更大面积的扩张更是偶然所得,乃是继承了蒙古和大清帝国遗产,而这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带来的结果。在美国史学界,以欧立德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就力主把清在“内陆边疆”的差序格局统治强行解释为“帝国主义”扩张,这为西方政客炒作少数民族省份独立、否定直接承袭自清朝的当今中国版图提供了“理论支撑”。因而必须明确的是,“帝制中国”和“帝国主义”完全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中国主流的儒释道思想都对侵略和战争不感兴趣,其引以为傲者多为其文化地位而非版图大小,作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通常才是描述帝国最重要的根据。另外,讲究“中庸”“变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元论色彩明确的西方思想有着明显区别,那种非黑即白、“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国”相对立的基督教思想本与中国不类。使米尔斯海默对中国思想产生误读的原因,一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引发的“受害者/屈辱者情结”引发了“古今中西”的截然对立,二是中国自以为“中央王朝”的文化自尊/自豪感导致米氏误认为中国文化缺乏弹性,实际上“礼失而求诸野”“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都表明“化生”思想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并不能说中国就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 

正如对中国霸权意图的“顽固立场”一样,米尔斯海默也对美国的进攻性行为进行了尖锐批评。在他眼里,这为中国增强军事能力提供了借口:

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对内实行民主制度,对外是国际霸权,因而是“仁慈霸权”(benign hegemon),世界上的其他人也应如此看待。但其他国家并不这么看待美国,中国尤为如此。冷战结束后,美国进行了六场战争,分别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5年的波黑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由“9·11”事件引发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直到2011年我们又进行了利比亚战争,所以那些因民主制度而说明美国是和平国家的观点总会立刻遭到这些现实的反驳(注:米氏在的《大国》一书中明确指出,“民主和平论”并非指民主国家步入非民主国家好战,而是指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彼此发动战争)。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一直在投入战争,我们毫不情愿放弃使用武力,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十分清楚这一点。因而,当中国看到美国“重返亚洲”的举动,它就会想起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运用武力的方式,就会想起中美关系史,想起从改革开放政策上溯到20世纪初美国在华“门户开放”攫取利益的一幕幕,想起朝鲜战争——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我们在1950-1953年并非和北朝鲜人作战,而是和中国人作战,我们在冷战中进行的主要战争并非和苏联人交手,而是和中国人。中国会记起这些,他们不会把美国视为“仁慈霸权”,而是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力量集中于亚洲、煽动中国周边国家同盟反华的危险敌人。在北京看来,这是十分可怕的情况。

至于“中美不免一战”的论调,米尔斯海默认为它取决于中美在全球、在东海和南海竞争到什么程度: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美竞争会展现出何种面貌?首先,我认为会是一场激烈的军备竞赛。中国将向防务领域投入东方av资金以提高军事能力,而美国也将增加军事投入并将对亚洲投入较之以往东方av的力量以遏制中国,这就会构成军备竞赛。中国试图战胜美国,反之亦然,这就构成了类似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行为模式。我认为东海和南海都容易酿成危机,而如果朝鲜半岛问题把中美卷入争执而引发危机,亦不足为奇。这将是非常严峻的局面。因此,除了军备竞赛之外,那些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地缘政治)危险很可能升级为战争。就容易引发中美战争的亚洲地缘问题而言,兹举例如下——

倘若因钓鱼岛或曰“尖阁列岛”问题导致中日关系破裂,美国必然站在日本一边,可以想象届时兵戎相见的情景,因为这是一场并未达到使用核武器地步的常规海战。它不像冷战时期美苏在中心战线上的冲突,一旦打起来就是使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情况过于恐怖,也不大可能)。作为争夺东海上面几块礁石而引发的战争,其现实性无法排除。也可以想象北朝鲜突然崩溃以及南北朝鲜关系破裂把中美拉下水的情景,更可以想象台海军事冲突时美国协防台湾引发中美对抗的局面。 

出于反对亚太地区迅速升级的紧张形势,米尔斯海默对中国近期出现的“战略失误”提供了如下严肃建议:

在我看来,中国做错的地方在于它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反应过度,结果就是它“恐吓”到了邻国和美国。中国人认为必须要在这些危机中留下标记,并使“哪里有中国哪里就有关于冲突和分歧的争论”更加明显。我了解这些,他们那富有进攻性的姿态(或者说本来就如此)吓到了人们,而这并不明智(注:米氏这种描述与中国外事机构发言人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和行动的评价极其相似,而这无异于“倒果为因”,拙译澳大利亚学者格雷格·奥斯汀文章《为什么中国的南海行动符合常理》一文有详细说明。在中国决策层和普通民众看来,是美国“重返亚太”引发中国的不安全感,进而强化了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推进,而这种实力的应用又被美国视为打破地区平衡,于是便构成了典型的“安全困境”,即一国强化自身安全的行为造成他国的不安全)。现在不少人可能会说,过去许多国家对外推行霸权都以其自身败亡告终,德意志帝国如此,大日本帝国如此,纳粹德国如此,雅典亦如此。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试图步其后尘的国家回顾历史时都会对自己说——我们下一次会更加明智,我们会圆满实现理想,我们会像美国一样。以中国为例,中国人十分清楚德意志帝国、苏联都发生了什么,他们不想自取灭亡。所以中国人正在做的就是思考如何以灵活、缜密的手段使其力量收益最大化。所以我的观点是,鉴于“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国人会推行其地区霸权,会尝试把美国赶出亚洲而自己入主之,他们会更加灵活地趋近目标。至于成败利钝,那是另外一码事。

最后,米尔斯海默教授对美国孤立主义提出了强硬的反驳,这种植根于其大国政治理论的结论是:美国的撤退只能导致一个不受欢迎的中国得寸进尺(注: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视野里,绥靖是一个离奇而危险的战略,大国注定进犯他国,一个被绥靖的国家很可能把另一国的任何权力让与看作软弱的信号,从而索取其东方av的让步,为自身争取东方av权力)。

或有人认为倘若中国持续崛起,美国就应该撤退回夏威夷或大陆本土,我们应推行“孤立主义”战略。无论中国是否主导亚洲对美国来说都无所谓,它从美国这里得不到什么东西(即“美国身上也不会少块肉”之类,译者注)。这是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观点,想一想我们与中国和欧洲相距两条巨大的隔离带之远,中国横跨太平洋到加利福尼亚尚且需要6000英里,还没有两栖载具能够穿越太平洋抹平这一距离(注:米氏在《大国》中感慨,美国也许是历史上最安全的大国,主要是由于两个庞大的“护城河”——大西洋和太平洋——一直把它与世界其他大国分隔开来)。我们不仅有大洋阻隔,还有上千枚核弹头构成了终极威慑,更何况就实力而言我们才是西半球的主宰,所以美国是一个地缘上非常安全的国家。人们能得出的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结论是,即便中国主导亚洲,对美国来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我的看法与上述相反,此类观点无非就是“孤立主义”的翻版,如果说中国领导亚洲,成为区域霸权,它就可以像美国那样自由通行于世界。大多数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想想美国之所以能够足迹遍及造物主留下的哪怕是一点绿地,能够把触角伸到每一个人的事务中,就在于我们能畅行无阻,在西半球没有力量能够压制我们。倘若中国因成为潜在霸权而雄视天下,它的力量就能介入西半球,就会和诸如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发展关系,它就很可能像苏联在古巴驻军那样在巴西设立一个海军基地,不是吗?故而,美国对中国主导亚洲所惧怕者并非其入侵美国,而是它影响力打入西半球,同巴西、古巴、墨西哥之类的国家结成同盟关系,这对美国在西半球范围内的存在来说就是一个威胁。(注:米氏认为,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并可能控制在陆地上与之毗邻或易于到达的另一地区,而取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常常试图阻止其他地区的大国续写它们的辉煌,这一点与水域的阻遏力量密切相关。拙文《风起东北亚Ⅲ——何以封印?战略棋局下的朝核出路》开篇即指出,“全球海洋霸权的存在导致任何局部陆权大国整合区域的理想和努力都会遭到巨大破坏”。米氏《大国》第二章“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就此道出了“离岸平衡”的精髓——地区霸主之所以试图阻遏其他地区出现有野心的霸主,是因为它们担心一个控制本地区的大国对手将是一个特别强大的敌人,后者能在前者的后院自行其是地制造麻烦。地区霸主宁愿其他地区至少出现两个大国,因为临近的地理位置迫使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彼此身上,而不会关注远处的霸主。米氏推己及人,认为中国强大了也自然会像美国进入中国“后院”一般闯入西半球,动摇美国“后院”,这也是一直以来米氏的终极担心所在,或许可以为美国开始改善与古巴关系提供一个注解)

 简短集评:米尔斯海默关于“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论述,使得他如同预测“儒教和伊斯兰教合流对抗西方文明”的亨廷顿一样,一直是中国国关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倘若中美“安全困境”加剧、利益诉求冲突,毫无疑问二者的行为逻辑很容易导入“进攻性现实主义”里从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但这并非必然。结构性现实主义理论普遍把国家视为“单一、理性”的“黑箱”性行为体,从而忽略各自内部的变化。但对于中美这等大国而言,则恰恰是国家的内部变化发展更能决定其兴衰,正如美联储加息并未实现美国实体经济复苏、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并未实现中国经济“探底”一样,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时期,大国精力更注重于国内还是境外,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还是政治和军事领域的较量,各国内部的博弈究竟如何,都在未定之数。在这种情况下,利益摩擦和军事竞争被视为“争夺霸权”则不乏夸大之嫌,作为守成国,美国自然认为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举措是挑衅之举,而中国则视之为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已经完成“国家建构”的美国,需要维持霸权来烘托“山巅之城”的神话、保障“通过世界才能说明自身”的“灯塔效应”,而正在处于“转型进行时”的中国则需要以大致实现在东亚地区的地位来捍卫国家利益和国家性质的合法性。美国一再风声鹤唳地强调“中国威胁”,甚至把中国传统“势力范围”从东亚“渲染”到了整个亚洲乃至亚欧大陆,这无疑忽视了俄罗斯和阿拉伯世界以及欧洲国家的影响,只能说明其霸权实质“牵一发动全身”的敏感性和狭隘性,而这恰恰是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所应极力避免的,“以天下观天下”(老子),才不失更大的气度和智慧。所谓“仁者无敌”(孟子),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无须对米尔斯海默的论调如何挑战和反对,毕竟这是一种严密的逻辑推演,展示了一种可能。但这只是一种。“霸权”在中国思想里充其量只是一个客观结果,而体现“王道”和正义的发展模式更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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